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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杨洁凤
选择对了,方向对了,那就成了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,国家领导人一个穿着就可以对群众观念造成强烈的冲击。此时,潘石屹对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的“铁饭碗”不以为然,他觉得时代在发展,自己迟早是要被淘汰的。
于是,潘石屹变卖了所有家当,离开了管道局。他想去深圳,但没有特区通行证,只能花钱走旁门。他找到一个人,带他钻过一道铁丝网,对面就是深圳。
只隔了一张网的深圳,对潘石屹来说,仿佛是两个世界。深圳比北方更加炎热,工厂污染严重,加之潘石屹不懂地方语言,让他觉得很压抑。原来在管道局上班,福利待遇都很不错,在这里,工作还经常加班加点,几乎所有人都劝他回去。
1989年,潘石屹跟随公司老板来到海南,成为了砖厂的厂长。那时的海南环境很恶劣,一起来的人大部分都回了内地。然而潘石屹还坚持着,一直坚持到邓小平南方谈话。
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加快了海南的改革发展。潘石屹觉得这是个机会,与其他五个朋友合伙成立了海南农业高科技联合开发总公司。
开始的时候没有资金,根本没法开展业务,直到办公桌上都积了很厚的灰,才找到北京一家集团公司的老板,以20%的利息贷款500万,而最终获得的利润要五五分。
在今天看来,这样的条件实属天价,但潘石屹一伙人觉得很兴奋。“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五百万”。
潘石屹心中最感激的人是邓小平。因为他,潘石屹的父亲得以平反,一家人过上温饱日子。也因为他,成就了海南的今天,潘石屹的房子才有人买。
潘石屹与客户打心理战,每来一个客户就涨一次价,结果卖的很好。
就在这时,海口的两个数字引起了潘石屹的注意:常住人口15万,暂住人口50万。
潘石屹觉得很不安,因为他清晰记得海口规划局报建面积人均约50平米,而北京人均才7平米。他们的投资面临不可预估的风险。六个合伙人商量决定去别的地方找一些项目投资,尽量分散风险。
大家四处奔走,潘石屹则回到了西北老家。但那里实在太穷,没有任何投资价值。于是,潘石屹辗转来到北京。此后六人合伙在怀柔注册了北京万通实业有限公司,并申请到怀柔一个定向募投项目,也就是后来的万通新世界广场。
这个项目让几位合伙人都发了财。以往投资都要精打细算,现在有钱了,投资只是估个大概。潘石屹觉得这样不行。但由于想法不同,潘石屹决定单干。
离开万通让潘石屹十分痛苦,但自己创业也会有冲突,特别是与受过西方教育的妻子,俩人经常在企业经营问题上产生分歧。以往潘石屹都习惯跟着感觉走,不赞同妻子华尔街投资银行那套形式,为此两人甚至差点离婚。
潘石屹相信现代城,并将SOHO的成长与现代城概念紧紧联系在一起。另一方面,他认为开发房地产一要看地段,二要看时机。
潘石屹研究了北京整个城市格局,将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布局进行对比。当时有一块北京原为二锅头酒厂的地皮,潘石屹让两个助理先去考察,回来她们说又脏又臭,旁边通惠河长满芦苇,不适合开发。
结果潘石屹很看好这块地皮,他觉得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,“关键要看时间”。他坚信两年后交通便利、通惠河得到清理,到时是可以做的。
与此同时,潘石屹看中了银行按揭这个潜在机遇,有了按揭,消费者的购买力就变大了。
为了促成这个机遇,潘石屹找到建行行长,以自己的发展商存款为客户做担保,让行长不再顾虑银行风险。这意味着,如果按揭的客户还不上房贷,催缴责任就在潘石屹身上。
建行这边谈成了,工行行长随即也找到潘石屹为现代城项目做按揭。
随着现代城的创新理念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,潘石屹把SOHO的观念作为突破口,强化材料与结构上的创新,让客户实质上形式上都认可SOHO。
房子卖出去了还没完,潘石屹认为更重要的是以后的服务。“一个有生命力的机构、公司,不仅要看产品质量,而最缺的是服务意识与服务质量。”
潘石屹一直梦想做一个“中国建筑师走廊”,“我想在长城脚下,一平方公里,都是参天大树,让最好的中国建筑师去设计成不同的风格,给年轻的建筑师提供一个机会。”(文章来源: 南财专访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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